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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制造業回歸”趨勢，對于中國乃至亞洲國家而言，終于從始于去年的猜疑，到正視，再到今年博鰲亞洲論壇上公開的討論。
已經經歷了制造業升級，并已經將第三產業發展為現代服務業的歐美國家，在經濟下行周期與政治選舉周期的壓力下，采取的吸引制造業回流的措施，目的在于回應民眾對于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的不滿。
然而，此次參與博鰲亞洲論壇的那些講究成本核算、精通產業鏈布局的跨國公司，以及更為理性的經濟學家，以及已經可以講出心里話的往屆政治家，他們的答案卻頗為一致：“再工業化”不是長期政策，是政府違反基本經濟規律的做法，更是“反全球化”的治標不治本行為。
“再工業化”效果明顯
“制造業回歸”的提法來自于奧巴馬在2009年11月的講話，提出要增加美國的生產和出口，從而使美國的經濟建立在巖石而不是沙灘上，要發展傳統制造業在內的各種經濟類型，而不是過度依賴服務業和金融業。
歐洲的聲音雖然小得多，但法國政府、西班牙政府也提出了類似理由的“再工業化”。
而在博鰲上“再工業化”效果及可行性討論則源自最新數據反饋。
博鰲亞洲論壇最新公布的《亞洲經濟體競爭力2012年度報告》顯示，總體來看，2011年流入亞洲的國際資本比2010年顯著減少;雖然上半年資本凈流入依然十分強勁，但下半年隨著全球經濟悲觀情景再現，中國內地、印度、中國香港、新加坡等經濟體資本外逃壓力巨大。尤其是8、9月，亞洲資本行情甚至出現大規模的拋售和資本外逃趨勢。
而中國的FDI流入數據也反映了這一趨勢，從去年4月開始，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開始出現負增長，并持續到今年年初;與此同時，歐盟27國對華投資也開始顯著放緩，直至今年年初出現了大幅度下滑。
《第一財經日報》曾于去年6月刊載《擁抱制造業，美國對華投資下降成趨勢》，表明在奧巴馬的鼓勵制造業回歸的政策吸引下，相當多的總部在美國本土跨國公司開始使一部分制造業從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回歸到南部一些成本相對較低的州。與此同時，根據今年3月的最新統計數據，到目前為止，美國制造業已經實現了連續31個月增長。
在一部分大型美國企業的行動下，3月1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國會做報告時指出，由于汽車供應鏈的恢復和企業投資出口持續增加，制造業產值比經濟衰退時的低谷增長了15%。2010年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比2009年提高了0.7個百分點，從11%提高到11.7%，1970年美國的比例是在30%，一直在下降，但是在2010年比2009年提高了。2010年美國的出口是1.48萬億美元，制造業是出口了1.27億美元，占整個貨物貿易的86%。就業從2009年到現在美國的制造業增加了30萬~40萬個崗位。
“制造業回歸”
違反基本經濟學規律
從在博鰲的采訪來看，“制造業回歸”的提法并不被看好，被認為是在經濟艱難時期，政府采取的短期性吸引眼球、回應民意的公共政策。
這些人代表了更為理性的企業家、專家，以及過往的政治領袖。
花旗集團副董事長、美國商務部前部長古鐵雷斯就對本報記者指出，“制造業回歸”很難是一個長期性的政策，但是自己是小布什的內閣，并不適宜評論奧巴馬總統的政策。
回應民意或者政治選舉周期，是此類短期違反經濟規律的公共政策非常重要的原因。
古鐵雷斯對本報記者說，雖然大家都知道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規律，但是現在在西方，包括美國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從來沒有聽過一個政治家用過“全球化”這個詞，因為這個詞太危險了，意味著你們國家的就業機會流出國外了。
“我曾經聽美國一些好的政治家講了，紡織業不可能在美國繼續發展下去，這個就業機會不可能留在美國。但是非常抱歉，我們必須要迅速引入國外的投資技術，要引入專業技術人才，但是沒辦法在未來五年紡織品在本國生產了。工商界的人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可是美國政治家們會說我們要繼續生產紡織品，我們要保護你們，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古鐵雷斯說。
畢馬威國際主席安茂德的回答則直率得多，他認為，這不是一個非常長期、明智的政策，也不是一個長期的選擇。對于跨國公司而言，將低端的產業鏈條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和選擇，且美國這樣的國家已經發展成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制造業回流也不太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高失業率的問題。
相當多的跨國公司也感受到了來自于本土的政策壓力與務實的商業考量之間的博弈。
百事公司董事長兼CEO盧英德就對在場記者指出，因為全球化不只是由政府之間的框架來奠定的，主要由私營企業來推動的。“目前全球經濟處在下滑周期，有些人失去了工作，這是痛苦的，人們不可避免地要質疑全球化給他們帶來了什么好處。我們必須要教育世界各國的人民全球化帶來的好處。”
通用集團副董事約翰·賴斯則更為明確地感受到了此種壓力，他也在努力說服本國政府正常的商業選擇并不會很大程度上影響本土就業水平。“創造就業不是零和游戲，我們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好像就一定會給其他國家造成就業機會的減少，這其實不是這樣。中國、巴西、印度和美國之間這種就業崗位的創造并不是一個零和游戲，我們有世界各地的合資公司。”
英國前內閣首席部長曼德爾森則對本報記者表示，對于各國的政府來說，全球化有不同的定義，在特定時期有特定的考慮。
大家都同意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對于其中很多人來說，這樣的一種不可避免是指全球經濟當中的出口與日俱增，這樣的出口增加由于一個國家更多的進口影響到了他們當地人的生活、社會的就業。比方說如果一個國家過多地進口了廉價的商品，對于出口國來說是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但對進口國來說這些就業崗位就會消失，因為他們原來的生產被替代了。一方面有一些人在慶祝高增長，但與此同時有另外一批人認為高增長帶來了沉重的環保代價。
“我們要通過公共政策來確保這些全球化的益處能夠以一種更加平等的方式在國與國之間以及一個國家的不同人群之間加以分配，當我談到管理全球化成本的時候，我指的是我們要處理好生產率上升以及技術進步帶來的對于人們的就業機會的影響，包括解決就業不穩定性、就業缺乏保障的問題。從公共決策的角度來說，這個問題更難解決，而不是更容易解決。”曼德爾森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