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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危機后，中國率先復蘇，這也引起了頂尖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
“我們希望了解中國這個系統是如何工作的，它的工作機制是什么樣的，與西方世界的工作機制有何不同，有何特點，我們需要重新來審視。”10月底，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在北京這樣發問。
斯蒂格利茨是在北京大學提出這個問題的，由他和北京大學曹和平教授發起的 “政策對話倡議（IPD）”2009年“中國專項行動計劃”已經于10月底在北京大學進行。
上周，本報對斯蒂格利茨教授和曹和平教授進行了專訪，把脈中國經濟。
經濟觀察報：您怎么看現在的中國經濟？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中國經濟現在明顯走向恢復。其第三季度的GDP已經達到8.9，全年保8已經不是問題。但是我們知道GDP只是一個量的指標，并不是一個質的指標。最大的問題在于短期應對危機措施應與長期結構改革相結合。最急于解決的國際方面的問題是與中國發展相關的國際儲備不對稱問題，國內方面的問題是尋找中國內需增長的改革切入點。
曹和平：短期采取的手段，會有積極作用，也會有消極作用。積極作用表現在：當出口下降的時候，需要刺激內需，但是人們的消費需求是比較穩定的，短期內是不會改變的。短期內可以改變的只能是投資需求。中國很快就出臺了4萬億，4萬億調動了14萬億，總共是18萬億。其實并不大，去年是17萬億的投資需求，今年增加10%，所以是18萬億，確實把需求拉起來了。
GDP的增長，我個人認為會向10逼近。它不會在我們GDP的意義上和就業的意義上出現大的波動，但是它會在我們結構問題上，增加新一輪調整的難度。
經濟觀察報：中國這次投資的都是“鐵公基”領域，這樣的話是否會造成重復建設，進一步導致總供給大于總需求？
曹和平：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投下去，路上不跑車，投資收益報酬率就很低。我不同意這個觀點，因為他們少了一個假設，公共品可以向地方公共品轉移，地方公共品可以向群體公共品轉移，群體公共品可以向個人產品轉移。
怎么講呢，就是道路和基礎設施修建下去了，道路設施和工業園區、產業園區和高新技術園區都是掛在一起的。開始的基礎設施是政府的，可是基礎設施一來，一群企業就進來了，當這里邊有一個百分比出現盈利的話，它就會移出這個孵化區。享受稅收優惠的時候它是公共品，但是它一出現盈利的時候，它就變成了地方高新技術區的產業，地方高新技術區的產業變大了以后，在全國布點的時候，它就變成了私人品。也就是說公共品、中等規模公共品、小公共品、小小公共品向私人品的轉化。這在新古典經濟學里是不可想象的。
事實上這種交換世界各地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國的存在更典型、更讓人看得見，所以我不擔心投下去都變成廢銅爛鐵了。
很多我們沒有關注的恰恰在經濟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把災難說得太大是錯誤的。
經濟觀察報：您認為中國的經濟政策退出戰略，什么時候是一個比較好的時間？
斯蒂格利茨：應該是在明年3月份之后。中國退出面臨的難題是投資拉動－－出口導向戰略的退出還是制度改革－－向新的增長模式轉變的轉型式退出的選擇。
曹和平：我個人覺得，物價指數在5到7的時候，就應該考慮從刺激經濟向穩定經濟這個方面來轉換。問我時間的話，我估計大概在明年3月份。
經濟觀察報：您認為中國是否會出現通貨膨脹的危險？
斯蒂格利茨：目前統計數字沒有看到。在應對危機的對策上，各國都有通脹的風險。中國不是個例。
曹和平：9月末的時候,廣義貨幣供應量是18.5萬億元。同比增長29.3%,狹義貨幣供應量M1的余額是15.2萬億元,增長29.5%。
M1超過M20.2個百分點,我個人認為,通貨膨脹起碼在明年3月份之前非常小,雖然貨幣量增長了29%。造成通貨膨脹的話,還要有效購買，這需要企業家信心、銀行家信心、消費者信心三個信心合一的情況下才會出現這個問題。現在企業家信心起來了，銀行家信心是由于政府的刺激貸款增加起來的，但消費者信心沒有突破百分點。
另外，我個人想，貨幣發行速度，不見得會變成一對一的通貨增長。
有人說，8月之前，中國有7000億人民幣在全世界各地，這錢不在外國或者中國政府，也不在銀行，也不回籠。這些貨幣如果在美元區登岸以后，表明人民幣變成儲存貨幣了，就是人民幣有了穩定和儲藏功能。這是國際核心貨幣功能。如果美元一直貶值，而人民幣掛在美元下邊，人民幣就更低，不是貶值，會是低谷。在人民幣低谷美元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的空間就更大。而當通貨區在擴展的時候，不大可能造成國內的物價上漲。
所以，我覺得人民幣有一個登陸的趨勢，這種登陸是一個國家的貨幣體系去沖擊充當世界核心貨幣的國家的貨幣，這會出現兩強相爭的局面，但是對中國的宏觀管理是有益的。就是它的通貨壓力不會太大。
明年3月份會不會出現膨脹，關鍵就在人民幣登陸規模的大和小，這是我們完全未知的。回到問題上，明年3月份是一個觀察點，但是不見得是一個預測點，關鍵就看人民幣。
